天地果無初乎？吾不得而知之也。生人果有初乎？吾不得而知之也。然則孰為近？曰：有初為近。孰明之？由封建而明之也。彼封建者，更古聖王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而莫能去之。蓋非不欲去之也，勢不可也。勢之來，其生人之初乎？不初，無以有封建。封建，非聖人意也。
彼其初與萬物皆生，草木榛榛，鹿豕狉狉，人不能搏噬，而且無毛羽，莫克自奉自衛。荀卿有言：“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。”夫假物者必爭，爭而不已，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。其智而明者，所伏必眾，告之以直而不改，必痛之而後畏，由是君長刑政生焉。故近者聚而為群，群之分，其爭必大，大而後有兵有德。又有大者，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，以安其屬。於是有諸侯之列，則其爭又有大者焉。德又大者，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，以安其封。於是有方伯、連帥之類，則其爭又有大者焉。德又大者，方伯、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，以安其人，然後天下會於一。是故有裡胥而後有縣大夫，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，有諸侯而後有方伯、連帥，有方伯、連帥而後有天子。自天子至於裡胥，其德在人者死，必求其嗣而奉之。故封建非聖人意也，勢也。
夫堯、舜、禹、湯之事遠矣，及有周而甚詳。周有天下，裂土田而瓜分之，設五等，邦群後。佈履星羅，四周於天下，輪運而輻集；合為朝覲會同，離為守臣捍城。然而降於夷王，害禮傷尊，下堂而迎覲者。歷於宣王，挾中興復古之德，雄南征北伐之威，卒不能定魯侯之嗣。陵夷迄於幽、厲，王室東徙，而自列為諸侯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，射王中肩者有之，伐凡伯、誅萇弘者有之，天下乖戾，無君君之心。餘以為周之喪久矣，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。得非諸侯之盛強，末大不掉之咎歟？遂判為十二，合為七國，威分於陪臣之邦，國殄於後封之秦，則周之敗端，其在乎此矣。
秦有天下，裂都會而為之郡邑，廢侯衛而為之守宰，據天下之雄圖，都六合之上遊，攝制四海，運於掌握之內，此其所以為得也。不數載而天下大壞，其有由矣：亟役萬人，暴其威刑，竭其貨賄，負鋤梃謫戍之徒，圜視而合從，大呼而成群，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，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，天下相合，殺守劫令而並起。咎在人怨，非郡邑之制失也。
漢有天下，矯秦之枉，徇周之制，剖海內而立宗子，封功臣。數年之間，奔命扶傷之不暇，困平城，病流矢，陵遲不救者三代。後乃謀臣獻畫，而離削自守矣。然而封建之始，郡國居半，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，秦制之得亦以明矣。繼漢而帝者，雖百代可知也。
唐興，制州邑，立守宰，此其所以為宜也。然猶桀猾時起，虐害方域者，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，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。州縣之設，固不可革也。
或者曰：“封建者，必私其土，子其人，適其俗，修其理，施化易也。守宰者，茍其心，思遷其秩而已，何能理乎？”餘又非之。
周之事跡，斷可見矣：列侯驕盈，黷貨事戎，大凡亂國多，理國寡，侯伯不得變其政，天子不得變其君，私土子人者，百不有一。失在於制，不在於政，周事然也。
秦之事跡，亦斷可見矣：有理人之制，而不委郡邑，是矣。有理人之臣，而不使守宰，是矣。郡邑不得正其制，守宰不得行其理。酷刑苦役，而萬人側目。失在於政，不在於制，秦事然也。
漢興，天子之政行於郡，不行於國，制其守宰，不制其侯王。侯王雖亂，不可變也，國人雖病，不可除也；及夫大逆不道，然後掩捕而遷之，勒兵而夷之耳。大逆未彰，奸利浚財，怙勢作威，大刻於民者，無如之何，及夫郡邑，可謂理且安矣。何以言之？且漢知孟舒於田叔，得魏尚於馮唐，聞黃霸之明審，睹汲黯之簡靖，拜之可也，復其位可也，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。有罪得以黜，有能得以賞。朝拜而不道，夕斥之矣；夕受而不法，朝斥之矣。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，縱令其亂人，戚之而已。孟舒、魏尚之術莫得而施，黃霸、汲黯之化莫得而行；明譴而導之，拜受而退已違矣；下令而削之，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，則相顧裂眥，勃然而起；幸而不起，則削其半，削其半，民猶瘁矣，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？漢事然也。
今國傢盡制郡邑，連置守宰，其不可變也固矣。善制兵，謹擇守，則理平矣。
或者又曰：“夏、商、周、漢封建而延，秦郡邑而促。”尤非所謂知理者也。
魏之承漢也，封爵猶建；晉之承魏也，因循不革；而二姓陵替，不聞延祚。今矯而變之，垂二百祀，大業彌固，何系於諸侯哉？
或者又以為：“殷、周，聖王也，而不革其制，固不當復議也。”是大不然。
夫殷、周之不革者，是不得已也。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，資以黜夏，湯不得而廢；歸周者八百焉，資以勝殷，武王不得而易。徇之以為安，仍之以為俗，湯、武之所不得已也。夫不得已，非公之大者也，私其力於己也，私其衛於子孫也。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為制，公之大者也；其情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。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
夫天下之道，理安斯得人者也。使賢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，而後可以理安。今夫封建者，繼世而理；繼世而理者，上果賢乎，下果不肖乎？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。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，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，以盡其封略，聖賢生於其時，亦無以立於天下，封建者為之也。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？吾固曰：“非聖人之意也，勢也。”
作者介紹
柳宗元
柳宗元（773年－819年），字子厚，唐代河東（今山西運城）人，傑出詩人、哲學傢、儒學傢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傢，唐宋八大傢之一。著名作品有《永州八記》等六百多篇文章，經後人輯為三十卷，名為《柳河東集》。因為他是河東人，人稱柳河東，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，又稱柳柳州。柳宗元與韓愈同為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，並稱“韓柳”。在中國文化史上，其詩、文成就均極為傑出，可謂一時難分軒輊。
參考翻譯
譯文
自然界果真沒有原始階段嗎？我沒法知道。人類果真有原始階段嗎？我也沒法知道。那麼，（有或沒有原始階段）哪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呢？我認為：有原始階段這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。怎麼知道這一點呢？從“封國土、建諸侯”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。那種封建制，經歷瞭古代賢明的帝王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和周武王，沒有誰能把它廢除掉。不是不想把它廢除掉，而是事物發展的趨勢不允許，這種形勢的產生，大概是在人類的原始階段吧？不是原始階段的那種形勢，就沒有可能產生封建制。實行封建制，並不是古代聖人的本意。
人類在他的原始階段跟萬物一起生存，那時野草樹木雜亂叢生，野獸成群四處奔走，人不能像禽獸那樣抓撲啃咬，而且身上也沒有毛羽來抵禦嚴寒，不能夠光靠自身來供養自己、保衛自己。荀卿說過：“人類一定要借用外物作為自己求生的工具。”借用外物來求生的必然會相爭，爭個不停，一定會去找那能判斷是非的人而聽從他的命令。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，服從他的人一定很多；他把正確的道理告訴那些相爭的人，不肯改悔的，必然要懲罰他，使他受痛苦之後感到懼怕，於是君長、刑法、政令就產生瞭。這樣附近的人就聚結成群，分成許多群以後，相互間爭鬥的規模一定會大，相爭的規模大瞭就會產生軍隊和威望。這樣，又出現瞭更有威德的人，各個群的首領又去聽從他的命令，來安定自己的部屬。於是產生瞭一大批諸侯，他們相爭的規模就更大瞭。又有比諸侯威德更大的人，許多諸侯又去聽從他的命令，來安定自己的封國。於是又產生瞭方伯、連帥一類諸侯領袖，他們相爭的規模還要大。這就又出現瞭比方伯，連帥威德更大的人，方伯、連帥們又去聽從他的命令，來安定自己的老百姓，這以後天下便統一於天子一人瞭。因此先有鄉裡的長官而後有縣的長官，有瞭縣的長官而後有諸侯，有瞭諸侯而後有方伯、連帥，有瞭方伯、連帥而後才有天子。從最高的天子到鄉裡的長官，那些對人民有恩德的人死瞭，人們一定會尊奉他們的子孫為首領。所以說封建制的產生不是聖人的本意，而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。
堯、舜、禹、湯的事離我們很遠瞭，到瞭周代記載就很詳備瞭。周朝占有天下，把土地像剖瓜一樣分割開來，設立瞭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，分封瞭許多諸侯。諸侯國像繁星似地羅列，四面遍佈在大地上，集結在周天子的周圍，就像車輪圍繞著中心運轉，就像輻條集中於車轂；諸侯聚合起來就去朝見天子，分散開來就是守衛疆土的臣子、朝廷的捍衛者。但是往下傳到周夷王的時候，破壞瞭禮法，損害瞭尊嚴，天子隻得親自下堂去迎接朝見的諸侯。傳到周宣王的時候，他雖然倚仗著復興周王朝的功德，顯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風，終究還是無力決定魯君的繼承人。這樣日漸衰敗下去，直到周幽王、周厲王，後來周平王把國都向東遷移到洛邑，把自己排列在諸侯同等地位上去瞭。從那以後，問周天子傳國九鼎的輕重的事情出現瞭，用箭射傷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現瞭，討伐天子大臣凡伯、逼迫天子殺死大夫萇弘這樣的事情也出現瞭，天下大亂，再沒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瞭。我認為周王朝喪失統治力量已經很久瞭，隻不過還在公侯之上保存著一個空名罷瞭！這豈不是諸侯勢力太強大而指揮不動，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搖擺不動所造成的過失嗎？於是周王朝的統治權分散到十二個諸侯國，後來又合並為七個強國，王朝的權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國傢，最後被很晚才封為諸侯的秦國滅掉。周朝敗亡的原因，大概就在這裡瞭。
秦朝統一瞭全國後，不分諸侯國而設置郡縣，廢除諸侯而委派郡縣長官。秦占據瞭天下的險要地勢，建都於全國的上遊，控制著全國，把局勢掌握在手裡，這是它做得對的地方。但沒過幾年便天下大亂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它多次征發數以萬計的百姓服役，使刑法越來越殘酷，耗盡瞭財力。於是那些扛著鋤木棍被責罰防守邊境的人們，彼此遞個眼色就聯合起來，怒吼著匯合成群，奮起反秦。那時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沒有反叛的官吏，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；官吏在上懼怕朝廷。全國四面八方互相配合，殺郡守劫縣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時發生。錯誤在於激起瞭人民的怨恨，並不是郡縣制的過失。
漢朝統一瞭全國之後，糾正秦朝的錯誤，沿襲周朝的封建制，分割天下，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為諸侯王。但沒有幾年，為瞭平息諸侯國的叛亂便聞命奔赴鎮壓，以至連救死扶傷都來不及，漢高祖劉邦被圍困在平城，被飛箭射傷，如此衰落不振達三代之久。後來由於謀臣獻策，才分散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並由朝廷命官管理諸侯國。但是漢朝開始恢復封建制的時候，諸侯國和郡縣各占一半疆域，那時隻有反叛的諸侯國而沒有反叛的郡縣，秦朝郡縣制的正確性也已經明白清楚瞭。繼漢朝而稱帝的，就是再過一百代，郡縣制比封建制優越，也是可以知道的。
唐朝建立以後，設置州縣，任命州縣的長官，這是它做得正確的地方。但還是有兇暴狡猾的人不時起來叛亂、侵州奪縣的情況出現，過失不在於設置州縣而在於藩鎮擁有重兵，那時有反叛的藩鎮將領而沒有反叛的州縣長官。郡縣制的建立，確實是不能改變的。
有的人說：“封建制的世襲君長，一定會把他管轄的地區當作自己的土地盡心治理，把他管轄的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兒女悉心愛護，使那裡的風俗變好，把那裡的政治治理好，這樣施行教化就比較容易。郡縣制的州縣地方官，抱著得過且過的心理，一心隻想升官罷瞭，怎麼能把地方治理好呢？”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。
周朝的情況，毫無疑問地可以看清楚瞭：諸侯驕橫，貪財好戰，大致是政治混亂的國傢多，治理得好的國傢少。諸侯的霸主不能改變亂國的政治措施，天子無法撤換不稱職的諸侯國的君主，真正愛惜土地愛護人民的諸侯，一百個中間也沒有一個。造成這種弊病的原因在於封建制，不在於政治方面。周朝的情況就是如此。
秦朝的情況，也完全可以看清楚瞭：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，而不讓郡縣專權，這是正確的；中央有管理政務的大臣，不讓地方官自行其是，這也是正確的。但是郡縣不能正確發揮郡縣制的作用，郡守、縣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。殘酷的刑罰、繁重的勞役，使萬民怨恨。這種過失在於政治方面，不在於郡縣制本身。秦朝的情況便是這樣。
漢朝建立的時候，天子的政令隻能在郡縣推行，不能在諸侯國推行；天子隻能控制郡縣長官，不能控制諸侯王。諸侯王盡管胡作非為，天子也不能撤換他們；侯王國的百姓盡管深受禍害，朝廷卻無法解除他們的痛苦。隻是等到諸侯王叛亂造反，才把他們逮捕、流放或率兵討伐、以至滅掉他們。當他們的罪惡尚未充分暴露的時候，盡管他們非法牟利搜刮錢財，依仗權勢作威作福，給百姓造成嚴重的傷害，朝廷也不能對他們怎麼樣。至於郡縣，可以說是政治清明、社會安定瞭。根據什麼這樣講呢？漢文帝從田叔那裡瞭解到孟舒，從馮唐那裡瞭解到魏尚，漢宣帝聽說黃霸執法明察審慎，漢武帝看到汲黯為政簡約清靜，那麼就可以任命黃霸做官，可以恢復孟舒、魏尚原來的官職，甚至可以讓汲黯躺著任職，委任他隻憑威望去安撫一個地區。官吏犯瞭罪可以罷免，有才幹可以獎賞。早上任命的官吏，如果發現他不行正道，晚上就可以撤瞭他；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，如果發現他違法亂紀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罷免他。假使漢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給侯王，即使他們危害人民，也隻好對它發愁罷瞭。孟舒、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，黃霸、汲黯的教化無法推行。如果公開譴責並勸導這些侯王，他們當面接受，但轉過身去就違反瞭；如果下令削減他們的封地，互相串通聯合行動的陰謀就會遍及侯王各國之間，那麼大傢都怒眼圓睜，氣勢洶洶地反叛朝廷。萬一他們不起來鬧事，就削減他們的一半封地，即使削減一半，百姓還是受害瞭，何不把諸侯王完全廢除掉來保全那裡的人民呢？漢朝的情況就是這樣。
今天國傢完全實行郡縣制，不斷地任命郡縣長官，這種情況是肯定不能改變瞭。隻要好好地控制軍隊，慎重地選擇地方官吏，那麼政局就會安定瞭。
有人又說：“夏、商、周、漢四代實行封建制，他們統治的時間都很長久，而秦朝實行郡縣制，統治的時間卻很短。”這更是不懂得治理國傢的人說的話。
魏繼承漢朝，分封貴族的爵位仍然實行封建制；西晉繼承魏，因襲舊制不加改變，但魏和晉都很快就衰亡瞭，沒聽說有國運長久的。唐朝糾正魏晉的過失改變瞭制度，享國已近二百年，國傢基業更加鞏固，這與分封諸侯又有什麼關系呢？
有人又認為：“治理商、周二代的是聖明的君王啊，他們都沒有改變封建制，那麼，本來就不應當再議論這件事瞭。”這種說法大大的不對。
商、周二代沒有廢除封建制，是不得已的。因為當時歸附商朝的諸侯有三千個，商朝靠瞭他們的力量才滅掉瞭夏，所以商湯就不能廢除他們；歸附周朝的諸侯有八百個，周朝憑借他們的力量才戰勝瞭商朝，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廢棄他們。沿用它來求得安定，因襲它來作為習俗，這就是商湯、周武王不得不這樣做的原因。他們是不得已的，並不是什麼大公無私的美德，而是有私心，是要使諸侯為自己出力，並保衛自己的子孫。秦朝用廢除分封諸侯的辦法來作為制度，是最大的公；它的動機是為私的，是皇帝想要鞏固個人的權威，使天下的人都臣服於自己。但是廢除分封，以天下為公，卻是從秦朝開始的。
至於天下的常理，是治理得好、政局安定，這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。使賢明的人居上位，不肖的人居下位，然後才會清明安定。封建制的君長，是一代繼承一代地統治下去的。這種世襲的統治者，居上位的果真賢明嗎？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嗎？這樣，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還是遭遇禍亂，就無法知道瞭。如果想要對國傢有利而統一人民的思想，而同時又有世襲大夫世世代代統治他們的封地，占盡瞭諸侯國的全部國土，即使有聖人賢人生在那個時代，也會沒有立足之地，這種後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。難道是聖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壞到這種地步嗎？所以我說：“這不是聖人的本意，而是形勢發展的結果。
參考賞析
賞析
柳宗元寫《封建論》的時候，唐初以來關於封建制與郡縣制利弊得失問題的爭論，基本上已經平息。唐太宗以後幾代皇帝，不再提這個問題。偶爾還有主張恢復封建制的論調出現（如學者劉秩見武氏之禍，而說郡縣不可以久安），也微不足道。韓愈常有與柳宗元論題相同而論點各異的文章，但沒有寫過關於封建制問題的文章。愛作“韓柳優劣論”的人便說：“韓退之文章過子厚，而議論不及；子厚作《封建論》，退之所無。”（柳集補註引宋孔平仲說）其實，這正反映瞭當時這個問題已不存在多大的爭論，有識之士（包括在位的皇帝和當政的宰相）已認識到郡縣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轉。韓柳所處時代，藩鎮割據，節度使父子相承，朝廷鞭長莫及，形成瞭小封建的局面。韓愈同柳宗元一樣，是中央集權制度的積極擁護者，當然也是不會贊成恢復封建制的。
《封建論》首先提出，封建制的建立，不是出於聖人的本意，而是迫於“勢”，即形勢。這形勢是政治形勢。柳宗元所說的聖人，不是儒傢所尊崇的孔子那樣的聖人，那時儒傢還沒有出現。他說的是“古聖王”，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他統稱為聖人，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國傢的最高統治者——君王。古聖王依靠封建制維護統治的權力，沒有諸侯的擁戴，他們坐不穩王位。所以他們贊成封建制，完全出於私心，《封建論》指出他們是“私其力於己也，私其衛於子孫也”。但是，諸侯各霸一方，分享統治權力，而且日趨強大，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，成為古聖王的直接威脅。這時封建制又成為他們的心腹之患，雖欲去之而力有不逮。所以文章一再強調，三次提出，“封建非聖人意也，勢也”。
因此郡縣制代替封建制，是歷史一大變革，柳宗元將二者的區別，歸結為“夫天下之道，理安，斯得人者也”。意思就是說，“得人”與否是兩種制度的分界線。封建制用人惟私（地方世襲制），而郡縣制用人惟公（中央任命制）。他雖然沒有明指封建制與郡縣制區分的實質，就是地方分權制與中央集權制的對立，如顧亭林在《郡縣論》一文中直截瞭當地說，“封建之失，其專在下；郡縣之失，其專在上”。柳宗元沒有這樣說，但包含這個意思。《封建論》指出，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，“有罪得以黜，有能得以賞。朝相而不道，夕斥之矣；夕受而不法，朝斥之矣”。倘若發生叛亂，以秦為例，“有叛人而無叛吏”；以漢為例，“有叛國而無叛郡”；以唐為例，“有叛將而無叛州”。總之，可保中央政權的穩固。封建制辦不到這點，《封建論》指出這個原因在於諸侯“繼世而理”，“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”，隻能“天下乖戾，無君君之心”瞭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柳宗元在這篇文章中所表達的歷史觀，是反對復古、泥古與倒退。這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。他的政治觀則更為敏銳，把問題看得透徹，透過歷史的迷霧，揭去籠罩在古聖王和今聖王頭上的至高無上、大公無私的光環，還原他們以私情私利建立專制統治制度的真相。韓愈稱柳宗元，“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子百傢，踔厲風發”，大概也包括這篇文章在內，但是柳宗元並不否定古聖王和今聖王的合法統治地位，他所批評爭論的隻是他們的統治方式（封建制或郡縣制）。他堅決擁護唐代實行秦以來的郡縣制，亦即中央集權制。《封建論》也指出郡縣制有失誤，秦就有“人怨”，有“酷刑苦役”，但“失在於政，不在於制”。據他看來，“今國傢(指唐王朝)盡制郡邑，連置守宰，其不可變也固矣；善制兵，謹擇守，則理平矣。”國傢掌握軍權，掌握地方官員任命權，統治者的權力就鞏固瞭，天下就太平瞭。這就是柳宗元所看到的郡縣制帶給唐王朝當今統治者的好處。若是相反，當然就有不同的結果。所以這篇文章同時又是給當今統治者的一個忠告。正因為這篇文章雖然有揭露，有批評，有忠告，但對高高在上的國傢統治者以及他的統治機構不持反對或否定態度，所以不犯統治者之忌，更沒有因此而被構成罪名。後代許多持正統觀點的學者，與柳宗元爭論的，主要也僅限於封建制的建立是不是出於聖人本意這個問題上，在維持君王專制統治制度這點上沒有分歧。
南宋政論傢葉適寫瞭一篇《治勢》的文章，他所說的勢，與《封建論》所說的勢正好相反。《封建論》說的勢是客觀的政治形勢，《治勢》說的勢是主觀的統治之勢。葉適的文章說：“古之人君，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漢之高祖、光武，唐之太宗，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。雖其功德有厚薄，治效有淺深，而要以為天下之勢，在己不在物。夫在己不在物，則天下之事，惟其所為而莫或制。”可知葉適說的勢，指的是君主專制統治的權力。勢之所在即權力所在，無人可以抗拒。葉適又說：“雖然，鳥飛於重雲之上，魚深遊於潛淵之下，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；天下之人，所以奔走後先，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，誠以勢之所在也。”這裡說的高飛的鳥、深潛的魚和“天下之人”，指的就是專制權力統治下的臣民，靠攏或歸附統治權力，是他們唯一的選擇。
以寫《柳文指要》而在晚年顯示學術功力的章士釗，極賞識葉適這篇文章，拿來與《封建論》比照，寫瞭一段評論，摘錄如下：
夫兩傢論勢同，而不同者，子厚（指柳宗元）所指之勢在物，而水心（指葉適）所指在己；子厚主治法，而水心主治人。論中（指葉適《治勢》）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，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一大段，絕中歷史肯綮，使讀者啟發極大。水心論雖健爽，不足以為久安長治之原。必也時至今日，將水心之一身改作一黨，而又將黨時時清厘洗刷，使之不潰，然後水心所意之效果可期。吾讀“鳥高飛”至“勢之所在”等語，拍案叫絕，憮然久之。須知維附聯絡者，非對一身而對一黨，則天下大勢，一流無間而不可破，吾安得摯子厚水心二公，同登天安門重與細論之。
今天來看這段評論，讀者會發生興趣。論中將葉適所說古帝王的“一身”，改作今天的“一黨”；又將古代的“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”，照搬到今天的社會。還想拉上柳宗元、葉適兩位古人，上天安門細細討論一番。這種“借古諷今”並婉轉其詞的比擬和想法，既不倫，亦天真。但老先生的心情還是可以理解的，這是老知識分子們急於在新時代求得知遇之用的一點表示。
所有古人都有局限性，今人也有局限性。這是所處時代條件的制約。柳宗元寫《封建論》，決不是受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局限，那是“貼標簽”的說法。事實上，《封建論》所表述的政治和歷史見解，超過瞭它的作者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認識高度，作者的深邃目光透視瞭自遠古至當代的歷史進程。